莫斯科日记,高尔基缘何死于红颜知己

2019-10-14 08:34 来源:未知

王蒙《苏联祭》

周尚文

话说一九八六年九月,北京举办了首届国际图书博览会。我恰在那次博览会的美国展台上,看到了俄裔美国作家别尔别洛娃(Нина Берберова,1901-1993)的俄文版传记小说《铁女人》(Железная женщина,New York, 1981)。这部作品,依据史实披露了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高尔基,与情人穆拉相爱与厮守十三年,最终,穆拉奉斯大林之命,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将高尔基毒杀。

“苏联就是我的十九岁,就是我的初恋,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苏联祭》

罗曼·罗兰(1866-1944)是20世纪享誉全球的法国大文豪。1903年起,他用了十年时间写出法文版长达1600页的名着《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罗曼·罗兰从此声名鹊起,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罗兰出身在法国乡间的一个公证人家庭,自幼接触底层社会,养成他同情贫苦民众、生活简朴、不追求奢华和物质享受的性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鲜明的反战立场和人道主义言行,使他加入到进步作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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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祭》,王蒙著,作家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29。00元

自称“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

话说一九八六年九月,北京举办了首届国际图书博览会。我恰在那次博览会的美国展台上,看到了俄裔美国作家别尔别洛娃(Нина Берберова,1901-1993)的俄文版传记小说《铁女人》(Железная женщина,New York, 1981)。这部作品,依据史实披露了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高尔基,与情人穆拉相爱与厮守十三年,最终,穆拉奉斯大林之命,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将高尔基毒杀。

对“苏联”这个词汇,中国人的敏感一定仅次于有过“苏联”生活经历的俄罗斯人。同时,“苏联”,也是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作家都格外关注的国家。因为,苏联意味着太多说得清或道不出的内容。纪德有过《访苏联归来》、罗曼·罗兰写过《莫斯科日记》,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有过“苏联”这个令他不快的沉重意象。不过,纪德和罗曼·罗兰无论如何都是“他者”姿态,昆德拉把苏联当成是闯入和打乱捷克生活秩序的“外来者”。只有中国人,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读过苏联文学、唱过苏联歌曲、背诵过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片段的中国人,把自己的青春、爱情和文学理想托付给苏联的“中国青年”,才会把“苏联”看成是一个让他们热血沸腾、无比灿烂的所在。上世纪末“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消失之后,“苏联”情结再一次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王蒙,一位写过《青春万岁》的作家,一个始终关注着政治、文化潮流的知识分子,把“苏联”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是再正常不过了,他的声音,可以代表一代中国人对苏联的感情,他的笔力也能够表达出大多数中国人对苏联的印象、回忆和反思。正因此,当我看到醒目、扎眼的书名《苏联祭》以及它的作者“王蒙”时,第一感觉就是,写这样的书,的确非王蒙莫属。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诞生了一个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引起各国进步人士的关注,也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深感不安。当年丘吉尔直言不讳地说,要把苏维埃“扼死在摇篮中”,于是十多个国家发动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不少西方国家的工人和进步人士则针锋相对发起“不许干涉苏俄”的运动。罗兰也是这个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明确表示反对外国干涉苏俄的行径,公开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然而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雅各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

三十年代,是俄国大历史中曲径幽深的片段,高尔基即是这片段历史中一个特别的身影,他身边有个神秘莫测的女人,与他朝夕相伴十三年,她就是布德别尔格(Мария Игнатьевна Закревская-Бенкендорф-Будберг,1892-1974),亲朋好友称她穆拉,高尔基私下里管她叫铁女人。

我特别认同书的最后由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托罗普采夫作出的评价,他十分准确地把握了一个中国作家面对“苏联”时的感受:“1984年他第一次来到我国,那时,这是苏联;二十年后,他第二次来到我国,这时,它已不是苏联,是俄罗斯。他两次访问的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看过他写苏联与俄罗斯的文章后,我明白了——实际上他访问的不是苏联,也不是俄罗斯,他访问了第三个地方——就是他本人的青年,他的爱情,他的‘桃源’。”事实的确如此,我遇到的曾在五六十年代度过青春期的中国作家,大都会表达出比游览欧美国家更强烈的造访俄罗斯的愿望。我知道,对这一代人来说,去俄罗斯寻访,与其说是想看一个超级大国的风貌,不如说就是想去怀旧,去捡拾曾经阳光灿烂的青春,那可能是由手风琴、红场、革命语录、“喀秋莎”、“山楂树”等意象组合而成的心中“桃源”,是把青春、理想、爱情、奉献的情感基调重新调到最高处的强烈愿望。王蒙的《苏联祭》可以说是这种“怀旧”与想象的代言书。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局势风诡云谲,法西斯势力在德意等国抬头。罗兰着文严厉谴责法西斯是“人类良心的堕落”,并参与发起成立“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希特勒上台后,法西斯势力进一步猖獗,他在一封公开信中说,我“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联一边,她是代表着新的劳动世界的唯一堡垒”。

穆拉生于帝俄时代乌克兰的波尔达瓦市,她的丈夫名叫本肯多尔弗(Иван Бенкендорф),一九一二年,任沙俄驻柏林大使馆二等秘书,穆拉随他前往德国,因为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德语,所以也在俄国使馆工作。丈夫退役后,穆拉随他一起回到他爱沙尼亚的私人城堡居住。爱沙尼亚一九一九年发生革命,本肯多尔弗被暴民杀死,穆拉只身逃往俄国首都彼得格勒(Петроград),即今日的圣彼得堡,邂逅英国外交官、作家洛克哈特(Robert Hamilton Bruce Lockhart,1887-1970 )并与他共坠爱河。其时,洛克哈特身份是英国间谍,在彼得格勒搜集俄国军事情报。一九二零年,洛克哈特被红色苏维埃反间机构契卡破获,并被驱逐出境。

随意捡拾《苏联祭》中的字句,都可以看出“苏联”在王蒙心中的分量和意味。“苏联就是我的十九岁,就是我的初恋,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我已经那么熟悉,那么了解、那么惦念过它的城市、乡村、湖泊——”“游历苏联是一次灵魂的冒险。因为再没有第二个外国像这个国家那样在我少年时代引起那么多爱、迷恋、向往,后来提起它来又那么使我迷惑、痛苦乃至恐怖。”“那时候(50年代——笔者注)我想,人活一辈子,能去一趟苏联就是最大的幸福。”这是一代中国人共同的梦想,也是他们至今无法排释的情结。正是这种特殊的心理积淀所致,当王蒙踏上苏联时,他寻找的实际是自己曾经在想象中、在梦中已经去过多次的地方。他来到俄罗斯,一样是在找寻那些没有改变或已被改变的心灵印迹。所以,“内心体验”比之“开眼”更让作者揪心。即使苏联再辽阔、再广大,在王蒙这一代中国人心目中,就是高尔基、保尔·柯察金和“喀秋莎”生活的地方。这是一种类似于朝圣,又比朝圣多了几分亲切的旅行。

可以看见,罗曼·罗兰不仅是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作家,也是一位爱憎分明、诚实正直的社会活动家,一位追求自由、民主、正义、光明的进步知识分子代表。他长期生活在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害深有体察,他对苏联的憧憬,出自他对一个正在建设的“新世界”的向往,他毫不讳言称自己是“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从未到过苏联,对苏联并没有亲自的观察,只有一个朦胧的印象。1935年6-7月,受高尔基的邀请,罗兰踏上苏联国土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访苏期间,受到官方的隆重接待和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斯大林亲自接见他,与他有三次近距离接触,这一礼遇在当时是很罕见的。罗兰的行程排得很满,他只能逐日将所见所闻及随感记录下来,访苏结束后,他对笔记作了修改和补充,加写了一篇附记,成为一本完整的作品,装订成册后,题名为《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1935年6月至7月》。但这一作品当时没有出版,几个月后,作者在封面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满之前,不能发表这个笔记──无论是全文,还是片段。我本人不发表这个笔记,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段。”遵从作者的意愿,这本笔记于1985年才公开出版,此时,罗兰和他的夫人均已离世多年。

洛克哈特走后,穆拉无依无靠,经后人介绍认识了高尔基,那时高尔基刚策划成立了世界文学出版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семи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高尔基见穆拉生得清纯,又谙熟两门外语,还有驻外使馆的工作经验,便同意她来出版社上班,职务是做高尔基的文学秘书,史学家认为,那时高尔基与原配彼什科娃(Екатерина Пешкова,1876-1965)分居,并与苏俄著名演员安德烈耶娃(Мария Андреева,1868-1953)相爱,他俩于一九零三年同居,造就了一段事实婚姻。穆拉出现时,要么,高尔基和安德烈耶娃的感情出现裂痕,要么高尔基先对穆拉动了恻隐心,总之,高尔基安排她做自己的秘书,奠定了做情人的基础。那时安德烈耶娃还是高尔基名义上的文学秘书,穆拉后来者居上,并很快取而代之。不久,高尔基便与穆拉同居,高尔基侨居意大利十三年,即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三三年,他们俩一直住在一起。

问题是,王蒙找到了这些梦想了吗?我能看出的是,不管王蒙在苏联、在俄罗斯看到什么,他的眼光都不是批判的,冷峻的。心怀敬仰,充满理解,是他这些文字的基调。所以,他看莫斯科,不但觉得像北京,而且觉得“大气”。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俄罗斯大地上的一切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一个人不是带着感情去看世界,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特别是,“苏联”的文学、歌曲、电影这些“非物质文化”,对一位中国作家的打动甚至超过了有形的自然风光。很明显,与苏联相关的艺术已经成为作家深入骨髓的一部分,面对“世纪印象”这样大得无法下笔的题目,作家想到的是苏联和苏联的文学。因为苏联的文学“表现的是真正的人,是人的理想、尊严、道德、情操,是最美丽的人生”。我也很留意王蒙在面对俄罗斯时的感受,在我看来,作家仍然是在用“苏联”的眼光来看“前苏联”的新气象。他并没有从政治上做过多的评价,对这个“改名换姓”的心中偶像一如既往的感情依然没变。这是很让人感慨的。

据目前所见,中译本有三个版本,均以《莫斯科日记》为书名:漓江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95年出版该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莫斯科日记》的文学价值并不高,本质上是一本政治笔记。鉴于作者名声显赫,作品又是历史重要时刻的产物,因此,在访苏前后,罗兰的言论备受关注。可是,作者除了在《真理报》发表一篇热情简短的告别信,对伟大的苏联人民表示敬意外,对访苏期间的观感未发表任何言论,引起外界对其政治倾向的种种揣测,罗兰的《莫斯科日记》遂成为一个“历史之谜”。

穆拉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与高尔基同居期间,她还认识了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并成为他的秘密情人。沐浴过两位世界文豪之爱的女人穆拉,曾得到过高尔基和威尔斯的至高宠幸,他俩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她的烙印,据说,高尔基的名作《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Жизнь Клима Самгина)就是献给穆拉的。

王蒙这些文字不是一次写成,前后的时间跨度从“苏联”到俄罗斯,但他的感情没变,看世界的眼光和出发点没变,所以所有这些文字,用《苏联祭》来统称,形成一部完整的关于“苏联”的“祭奠”是恰如其分的。苏联完结了,但心中的理想没有沉沦,因为还有中国,正如作家所言,“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心中的愿望和前行的道路仍在。对于许多怀有“苏联梦”的中国人和不懂苏联但心中仍然怀着理想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本有益的读物。

《莫斯科日记》记了什么

一九三三年,高尔基在斯大林劝说下,决定离开意大利回国,而穆拉却想留在意大利,这一原则分歧,导致他们关系破裂,结果,高尔基只身返回苏联。尔基前脚走,穆拉便转身去找威尔斯。穆拉和威尔斯一直生活到晚年,威尔斯曾向穆拉求婚,穆拉断然拒绝。威尔斯也许至死不知,穆拉拒绝与他求婚的原因。

当世人终于看到《莫斯科日记》的内容后,又一次不能不为这位伟大作家的良知和洞察力而感叹,也引发人们解读这一“历史之谜”的兴趣。

不仅威尔斯不知道穆拉拒绝求婚的原因,连高尔基也不知道,因为高尔基也曾不止一次向穆拉求婚,同样遭拒。穆拉对高尔基说:我是个自由的哥萨克,婚姻太束缚我的生活,我不能跟你结婚。穆拉说的当然是假话,因为她不嫁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她是苏联与英国双料间谍,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联合国家政治局(Объединё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ри СНК СССР)和英国情报机构特工,西方有人甚至称穆拉为玛塔•哈莉(Mata Hari,1876 1917) 在世,穆拉既不能将实情告诉高尔基和威尔斯,也时刻准备像玛塔•哈莉那样受死。

在日记里,罗兰记载了与各阶层人士会见的情景,许多礼节性的活动使他感到疲惫不堪,但并没有妨碍他冷静客观地观察苏联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些侧面。

高尔基之死,到底与穆拉有何关系?苏联时期曾流行托洛茨基(Лев Троцкий,1879-1940)下令毒杀高尔基的观点,但俄罗斯史学界却认为,杀害高尔基的幕后指使是斯大林,执行者,正是穆拉。

最重要的一次活动,是与斯大林进行了近2个小时的会谈。对此次会谈,罗兰是作了认真准备的。访苏前,听到来自友人和青年对苏联近期发生的事件的疑惑,作为“苏联之友”,他无法作出解释。于是他带着这些问题向斯大林当面询问,斯大林显然对这位客人表现出很大的敬意,坦诚地回答了罗兰提出的所有问题。例如,就基洛夫事件后苏联国内出现的镇压行动,斯大林承认,“我们所枪毙的一百个人,从司法观点来看都和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没有直接的联系”。仅仅是为了“预防”凶杀案的再次发生,“我们承担了枪毙这些先生们的不愉快的责任”。这样的解释无疑是承认对无辜者的陷害和对法制的蔑视。难怪,这份已形成正式文本的“谈话记录”,在打算公开发表的前夕被苏方叫停了。

俄罗斯著名学者、作家和哲学博士巴兰诺夫(Вадим Баранов,1930-2014),不仅掌握来自俄方的,还有英国情报机构提供的充分证据,不仅证明高尔基之死,斯大林是罪魁,而且掌握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雅各达(Генрих Ягода,1891-1938)曲意迎合斯大林,策划和谋杀了高尔基之子彼什科夫(Максим Пешков,1897-1934)的证据。巴兰诺夫说,从未在俄罗斯出版的《世界间谍史》一书披露,高尔基被他的情妇穆拉所毒杀,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联合国家政治局的特工。书中还说,高尔基被强行灌下的毒药,由雅各达全权负责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生化实验室研制,这个研究室不仅投资巨大,而且还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专家。

6月30日,莫斯科红场举行大型体育盛会,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都登上列宁墓的检阅台,罗兰也应邀登上贵宾席观看各种表演。他看到,在游行和表演队伍中,人们抬着一幅幅斯大林的巨型画像,唱着歌颂斯大林丰功伟绩的赞歌,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斯大林,举手弯肘向他致意。对此情景,罗兰突然感到脑海里出现“两个斯大林”,一个是前一天与他会谈时那个“平易”的斯大林,另一个是“被人尊其为罗马皇帝”的斯大林。他对个人崇拜的厌恶之情,跃然纸上。访苏期间,罗曼·罗兰大多数日子住在莫斯科郊外高尔基的豪华别墅里。这所住宅宽敞明亮,内外装饰十分别致,是苏联政府拨给高尔基使用的,配有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园艺、勤杂等一群服务人员,家中除了高尔基及其家人外,还常住一群亲友和食客,常有贵宾和官员造访,宴会不断,餐桌上摆满山珍海味和名贵烟酒。罗兰在这里又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哈林等政界要人一起进餐和交谈。高尔基本人吃穿简朴,但家中如此铺张,令人吃惊。当然,这一切都是由政府提供的。对此,罗兰深有感触地写道:苏联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之后,“身为国家和民族卫士的伟大的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人,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身变成一种特殊阶级”,达官贵人及其家人们“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而人民却依然为得到面包和环境(我是指住房)而艰苦地奋斗着”。此种情景,使罗兰久久不能释怀。

原来,斯大林在大清洗期间,不便公开处决他的所有政敌。雅各达实验室所研制的毒药,成为斯大林秘密清理对手的有力工具。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前主席缅任斯基(Вячеслав Менжинский),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古比舍夫(Валериан Куйбышев)、高尔基之子彼什科夫都是雅各达毒药的牺牲品。

苏联当年在世界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因此,对罗兰这样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尊贵客人的来访,全国上下都报以极大的热情,但作家并没有陶醉在鲜花和掌声中,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仍进行着冷静的观察和理性的思考,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当然,这些看法毕竟只是一种浮光掠影般的感受,他无法通过走马看花式的访问去仲裁自己心目中的一个“新社会”的利弊得失,他一面为见到许多新鲜事物备受鼓舞,一面也对看到的消极现象感到困惑。于是,他将访苏期间一些尚不充分的观察印象和不成熟的批评意见尘封起来,指望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社会变迁,这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得以自我完善,或许这是作家要将日记封存起来的原故。

那么,斯大林为何不放过高尔基的儿子?原来,一九三四年,高尔基征得斯大林批准后,开始筹划创建苏联作家协会。但是,斯大林对高尔基搭建的作协筹委会班子极为不满,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是斯大林所厌恶的作家,如比尔尼亚克(Борис Пильняк)扎米亚金(Евгений Замятин)、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布尔加科夫(Михаил Булгаков)和普拉东诺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等,高尔基拒绝苏共高层让他重组班子的要求,于是,斯大林决定给高尔基制造麻烦,搞垮他的精神世界,使其无心顾及筹委会工作,最终达到筹委会重组的目的。斯大林得知作家协会拟于八月成立,此前几个月筹委会活动频繁,高尔基计划五月十一日主持召开筹委会重要会议。斯大林得知后,暗示雅各达立即行动,雅各达即差人残忍毒地杀了高尔基之子彼什科夫。据说,这个结果也让斯大林震惊,他原本只让雅各达在高尔基儿子身上制造麻烦,没想到雅各达心黑手狠,竟致彼什科夫于死地。果不其然,儿子噩耗传来,高尔基精神瞬间崩溃,再无心主持筹委会工作。很快,他被中央安排去换环境,乘坐苏联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号游船,到伏尔加河游览散心,陪同他的正是杀子元凶雅各达。

“我维护的不是斯大林”

雅各达奉斯大林之命,前来监视高尔基,与之邻舱而居。高尔基沉浸在悲痛之中,茶饭不思,每日独倚围栏,对着滔滔河水暗自垂泪。突然,有只手轻柔地搭在他的臂间,他回头一看,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原来站在他面前的,竟然是他的旧日情人穆拉。伏尔加河难眠之夜,旧日情人奇遇相见,这实在是一件很蹊跷之事,而且至今疑点重重。首先,一九三三年,当高尔基决定离开意大利回国时,穆拉拒绝同行,高尔基和穆拉的关系,实际已经破裂。其二,穆拉离开高尔基,去英国伦敦找旧爱威尔斯,这段不伦之恋情公知于天下,已经伤害到高尔基。事已至此,穆拉怎么还会再跑回苏联寻找高尔基?高尔基又怎么会再次接纳她?

访苏归来,人们对罗曼·罗兰的沉默表示不解。次年(1936年),另一位法国着名作家安德列·纪德应邀访苏,回国后立即发表《访苏归来》一书。书中记叙了他所见所闻的苏联建设成就和民众热情,也对苏联社会存在的丑陋现象作了公开的披露和批评。由一个“亲苏”的进步作家着书揭露苏联的阴暗面,立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苏联长期受西方国家的敌视,又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家,对外界的公开批评特别敏感,《真理报》撰文指责该书是“恶毒的中伤”,一些亲苏作家也对纪德进行批评,引发了一场争论。笔者查阅了当年上海出版的一本中文杂志,上面有相关争论文章,其中有罗曼·罗兰《对纪德的忠告》一文,他也认为这是一本“恶劣的、平庸的、浅薄的书”,纪德则反唇相讥,称罗兰已是一只安歇的老迈的“鹰”。作家之间出现分歧和争论,原本是很普通的,只是牵涉到对苏联的态度,使争论带有较多的政治色彩。

在克格勃解密档案中,对这场离奇的见面,只有寥寥数语:国家有关部门,特意安排了高尔基和穆拉,在‘克拉拉•蔡特金’号游船上见面。莫道见面蹊跷,真实目的何在呢?史学家分析认为,穆拉登船与高尔基相见,是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策划的,目的在于说服高尔基将危险作家清除出作协筹委会。假如这是真的,高尔基是否未怀疑过穆拉的特工身份,以及儿子彼什科夫之死与国家政治的关系?

就在这一年,苏联通过了一部新宪法,称之为“斯大林宪法”,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一个高峰。与此同时,苏联国内掀起一波大审判、大清洗高潮,引起西方世界一片哗然。许多人自然地把目光投向被称为“苏联之友”的罗兰,面对亲友、同行和舆论的追问和责备,他对苏联发生的事情始终缄口不语,引起不少人的疑惑和误解。

无论高尔基怀疑获不怀疑,穆拉都于一九三六年五月神秘地回到了莫斯科,并奉命与高尔基接触。除了作协筹委会的问题外,斯大林还要靠穆拉协助解决高尔基其他问题吗?当然需要。

那么,罗兰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呢?1936年8月25月,当听到广播中传来莫斯科审判后几小时立即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首领处决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对被审判者的谩骂和侮辱,使他感到“极端厌恶”和“心灰意冷”,并认为对斯大林的崇拜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在另一则日记中,他明确地写道:“我维护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苏联。我谴责对个别人的盲目崇拜……”从这些日记里,可以看到罗兰的亲苏立场没有变,他仍把苏联看作反法西斯的“堡垒”和新世界的“希望”,而对斯大林则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

原来,到一九三五年,苏联已经成为人类的进步文化的象征,高尔基作为进步世界的文化领袖,他的形象正如日中天,国际著名作家纷纷前来苏联朝圣,觐见高尔基,而高尔基也多次接见他们,并发表讲话,谈论苏联,指点江山。前来苏联的贵宾,包括法国著名诗人和小说家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一九四七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小说家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1869-1951)等人。谁知,纪德一九三五年访问苏联后,产生了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幻灭感,回国后先后发表了《访苏归来》(Retour de l'U.R.S.S)和《再谈访苏归来》(Retouches à mon Retour de l'U.R.S.S) ,表达了对斯大林体制的极度失望。斯大林得知后气得半死,痛骂高尔基,说这都是因为高尔基对作家讲了他的坏话。

事过半个多世纪,罗兰那一代作家都已谢世,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也已轰然崩塌,人们有可能用比较理性的态度阅读和评价罗兰和他的《莫斯科日记》。然而,围绕他为什么要封存日记,他对苏联的态度是否丧失人道主义的基本立场,他与纪德的分歧究竟孰是孰非,国内学界仍有不同看法。这里,似有两个问题值得探究。

还有一件事,斯大林也对高尔基耿耿于怀,觉得自己颜面无光。斯大林原本想让高尔基为自己树碑立传,写一本《斯大林传》,没成想竟遭到高尔基拒绝。后来法国作家巴比塞(Henri Barbusse,1873-1935)自告奋勇拍马屁,写了《斯大林传》,却在一九三五年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暴病而亡。据说,高尔基还对其他法国作家说:你们看,我幸亏没为他树碑立传。后来此话传到斯大林耳朵里,斯大林不仅暴跳如雷,而且怀恨在心。斯大林想,更多的国际作家还要源源不断地前来苏联,高尔基还不知道要对他们说自己多少坏话呢,他觉得,是该彻底剪除高尔基的时候了。

其一,有学者认为,罗兰所以要封存日记,有三个内心世界的深层原因:怕得罪苏联领导,怕对自己不利,怕伤害好友,一句话,是“出于私心”,有人甚至认为是“依附性格”的一种表现。笔者认为,要解开一本纪实作品的历史之谜,不应过度揣摩作家的内心世界,而应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考察其动机和效果。像罗兰这样一个正直的进步作家,有自己坚守的底线和原则,他对苏联这个“新世界”有诚挚的期待,他不能也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信念。在他看来,访问时间太短,只留下一些浮浅的“印象”和“感受”,他还“无权对苏联作出充分的评价”,加上此时正值欧洲法西斯势力猖獗,而苏联是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因此,他不愿作贬损苏联的事情,完全是情理之中的。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七日,高尔基从克里米亚修养返回莫斯科。六月一日,他赶去给儿子上坟,回家即感难过,体温升高,心脏不适,病情加重,苏共中央为他组织了紧急会诊,专家来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会诊结果是,高尔基因伤风诱发肺部感染,心脏受到影响。随后,高尔基被送往在莫斯科州高尔克村,苏共中央别墅区治疗,住在一幢独栋小楼里。

其二,从《莫斯科日记》和《访苏归来》两部作品的内容看,罗兰与纪德有太多相同的感受,他们都从公平、正义、人性的视角观察到苏联社会存在的个人崇拜、特权现象、出身歧视、言论钳制等社会弊端。但是,两人的做法确有不同,一部作品公开出版,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一部作品封存起来,又引起众多猜疑。本来,一种新制度在建设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缺点和弊害是难免的,问题在于,苏联当权者讳疾忌医,把所有公开批评看作反苏的诽谤,当年,苏联官方发起对纪德的围攻无疑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也正是斯大林模式的痼疾之一。而罗兰把日记封存起来,对苏联不作公开批评,也不是出于对苏联的“护短”和“怯懦”。今天看来,罗兰、纪德那样具有良知和敏锐观察力的作家,都值得我们钦佩,我们不必由于两者做法不同加以褒贬。再伟大的作家也不是先知和圣哲,后人是不应苛求他们的。

六月十七日晚,苏联记者在采特林(Михаил Цейтлин)在别墅区采访,恰好下榻在高尔基病房对面的小楼。午夜时分,采特林听见有汽车开来,他没开电灯,悄悄拨开窗帘的一角望去,看见一辆小轿车停在高尔基病房前,从车里匆匆走下两个男人和一位女士,那女人脚步急快,径直入房,把值班护士切尔特科娃吓了一跳。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切尔特科娃事后回忆说,闯进病房的女人,正是穆拉。她那夜神色慌张,进屋后就开始推搡她,让她离开病房,差点将她推个大跟头。多年之后,穆拉也承认轰走护士的事儿,但她说,她是想说赶紧服高尔基服药。也许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即穆拉来的目的,是想说服高尔基吃药,也就是说,高尔基曾拒绝吃药。而切尔特科娃作证说,此前她一直服侍高尔基吃药,高尔基从未拒绝。为什么穆拉一来病房,高尔基就决绝服药呢?难道穆拉劝说高尔基服用的不是医生所开的药?难道高尔基从穆拉的眼神中,猜到了穆拉的药是毒药?高尔基是如何拒绝服药?他动手反抗,推搡了穆拉,还是把药吐到了地上?

《文汇报》 日期:2012年8月20日 版次:11 作者:周尚文

穆拉进入高尔基病房后四十分钟,高尔基的生命便戛然而止,后来,他床头桌上那只小药瓶子也不翼而飞。

链接: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据观象台档案记载,这天有日蚀,俄罗斯平原上空一片阴郁,昼间太阳黯然,夜晚惊雷四起,斯大林如狰狞的撒旦从天而降,他借铁女人穆拉之手毒杀了伟大作家高尔基。

清早,内务部特警要求别墅区所有人员不得离开,对高尔基的死因,不得打听和妄议。

上午十点,苏联政府正式宣布了高尔基的死讯,并成立了安葬委员会。中午高尔基的遗体运回至莫斯科,停放在莫斯科工会大厦里,进行整容处理。从十九日早九时至晚九时,莫斯科民众数十万人瞻仰了高尔基遗容。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олотов,1890-1986)也到场吊唁。二十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亲自为高尔基抬棺,将其骨灰送往克里姆林宫宫墙安葬。在苏联,一位作家死后享受如此厚葬,实属罕见。高尔基火化前,科学家将他的大脑取出,送往苏联莫斯科大脑研究所进行分析和研究。

根据斯大林指示,穆拉有权获得高尔基所有作品的海外版税。斯大林觉得,这么大一笔钱足以堵住她的嘴。高尔基死后,穆拉又活了三十六年,期间,数百家新闻出版机构许诺高价,希望出版她的自传,但均遭穆拉拒绝。穆拉身边人说,她内心也苦不堪言。她在高尔基死后学会了借酒浇愁,醉后痛不欲生,精神几近崩溃。她远在伦敦的女儿说,穆拉有一次喝醉了狂喊:我要写部自传,这个世界就天崩地裂啦!

一九七一年,高尔基的铁女人穆拉,悄然死于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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