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理论与当代美学艺术实践,松竹梅与中国文

2019-12-23 02:05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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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也可以说,中华美学是以意象论为核心的美学。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美学的代表人物朱光潜就吸收了中国传统美学关于“意象”的思想,提出了“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的观点。不过,真正对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的重视,将意象美学的建构作为中国当代美学的理论范式之一,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普遍存在的将“意象”看成是西方输入到中国的美学概念,并将它与英美意象主义诗歌创作联系起来的观点不一样,人们普遍意识到“意象”滋生的土壤在中国,意象美学亦属于地地道道的中华民族本土美学,“意象”范畴遂成为古代美学和文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以“意象”为核心的美学与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与研究也蓬勃开展起来。

由松、竹、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古人主张养“浩然之气”,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

意象美学诞生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哲学背景下,是中国古代尚象重象思维的典型体现,是中国古代诗性文化精神的体现,中国美学也可以说就是充满想象力、充满诗意的意象思索体系。以“意象”为本体的中国美学,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实体论哲学与美学,它不是将美看作实体的属性,看成是外在于人的情感意识的实体性对象,而是看成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情与景的统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意象所呈现的是一个有情感、有意蕴的感性诗意世界,是以“象”为载体、以“意”为主导的即景会心、以形写神的心灵创造。“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意象”所创造的世界不同于现实,它不是让人们满足于眼前、当下的东西,而是超越现实,走向高远的人生境界与审美追求。

松、竹、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人格的象征物,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意象作为一个审美范畴的提出,与中国古代艺术实践密不可分,意象范畴亦是对中国古代各门艺术美感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国诗歌艺术创造的本体即是意象。王夫之正是在诗歌艺术创造实践中总结出“诗”既不等于“志”也不等于“史”,而是情与景的融合,即“诗”的本体是意象的观点。这实际上也是中国诗歌美学的普遍看法。中国古代诗学的许多重要范畴,如兴象、情景、虚实、比兴、气韵等,都直接指向了诗歌审美意象的创造。以汉字为载体和以毛笔为书写工具的中国书法艺术,本质上也是一门意象创造的艺术。中国书法是“本乎天地之心”的艺术,它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生命的存在,是一个意象世界。这种意象创造可以从书法形意结合、重视笔力气势和线的表现力,讲究留白以及在字势结构与点画形态的表现上充分体现出来。中国戏曲艺术是诗、舞、乐与舞台表现的有机结合,它不像西方演剧观那样以演员角色为中心,而是以舞台形象创造的美、所达到的艺术品位和艺术境界为中心,以程式化、虚拟化的舞台表现为中心,重视抒情写意,所以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象创造的艺术。另如中国的音乐、中国的舞蹈、中国的绘画、中国的建筑,它们都不像西方传统艺术那样,以形式和形象模拟为中心,而是以形写神,情景融合、虚实相生,体悟道的生命节奏,传达宇宙人生的生命与生气,所以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象创造的艺术。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又显然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所以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在植物界,最着名的莫过于松、竹、梅、兰、菊这五种不同科目的植物了,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抒情文学作品的情感诉求和思想意蕴,大多是通过这些物象或由这些物象所构造的意境完成的。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人陶冶性情、涵养人格、砥砺人生的重要参照物,古人因而大多喜欢与这些自然事物为邻,甚至视其为至亲家人。传说苏轼被贬到黄州,有个地方官去拜访他,问他一个人在这儿是否感到寂寞,苏轼指指门外说,我这儿有“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何寂寞之有。他另一句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也很有名。又传说爱梅成痴的林逋终生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谓“梅妻鹤子”,都是典型的例证。

“意象”作为美和艺术本体的构成,反映了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的特色,同时它也可以作为一个现代美学和艺术范畴,进入到现代人的视野中。张世英先生说,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之美,首先要发掘、展示传统“意象说”的现当代意义。学术界在这方面已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其中一种有价值的思路是吸收现象学美学的理论成果来阐释中国传统的意象美学。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现象学关于“美”有一种解读,那就是“美”是从显现的、在场的东西让你体会到背后无限不在场的东西,这与中国意象美学的精神是相通的。意象之美就是通过在场的东西。比如,我们欣赏唐人刘长卿所写的着名诗篇——“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从诗的表层和字面意义上看,它写的是一个傍晚、一个黄昏已尽的时刻,一间孤独的茅屋被苍茫的远山紧紧包围,而这时,守门的狗叫了,一位久在他乡异地漂泊的诗人踏着风雪归来了。而这首诗所包含所唤起的东西显然远不止这些。那个风雪夜归人或许就是你自己曾经出现过的背影,它使你想到你的人生,想到自己所经历的艰难与痛苦;在一个风雪之夜,在一个孤独无助的时刻,突然眼前亮起了一盏灯光,它是那样地让你觉得温馨与感动……这就是意象之美的魅力所在,它让你从看到的东西中体会到未看到的东西,从说到的东西体会到未说到的东西,让你的心灵与古人相通、与人性相通,使你的生活充满诗意。

在这些自然事物中,松、竹、梅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特别喜爱,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美好品质和德行,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自身所具有的某种自然属性,而是同时也因为赋予其意义的古人自身,也存在与之对应的文化和人格诉求。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的观念,就人格构成而言,既强调“入世”所需要的积极进取、正直忠勇、刚毅坚韧的品德和意志,也重视“出世”所保有的清高孤傲、淡泊宁静、飘逸萧散的情怀和意趣。这样的文化和人格诉求,正好与松、竹、梅的某些特性相对应,松、竹、梅自然就成了古人这种人格力量的化身。马克思说,“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松、竹、梅这样的自然事物,因此也就以它们与中国文化独特的本质力量相适应的性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格精神的对象物。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对象化的过程,这些自然事物就进入了精神文化系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些重要表达意象和组成部分。这种对象化了的自然事物,又因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往往是通过审美的艺术创造完成的,因而又与中国人的审美旨趣有关。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说:“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意象创造的意义正在于此。“天上月色能移世界”,在一个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中,人们感受发现的正是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中国古代诗人都喜欢写月亮,都有一轮属于自己心灵世界的月亮,它之所以比任何地方的月亮都要明亮,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物理的世界,而是一个意象世界,它承载着诗人的情感,也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内涵。这是中国文人心中的世界,是中国古代文人和艺术家所看重、所要表现的世界,若没有这样的意象世界呈现,中国人所生活的世界,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意趣与精神就要平庸贫乏很多。

中国人喜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等,却是自魏晋以降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这种源于先秦儒者“浩然之气”的风骨,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鉴赏书画,后来又用于论文,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对推动历代诗文革新,起了重要的作用。古人论人讲“风骨奇伟”“风骨清举”,论画讲“气韵生动”“骨梗有力”,论书“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刘勰论文,则在各体文章风格中,独标风骨,提倡一种“风清骨峻”的文章风格。凡此种种,由评品人物到鉴赏书画、谈文论艺,风骨都是一个普遍运用的标准。可见,风骨不是某个艺术门类的概念,也不是某些个人的偏好,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范畴。宗白华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 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 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这种从“人物品藻”出发,“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而后遍及整个艺文领域的美学,不啻就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因而风骨既是一个美学范畴,同时又是一个文化学范畴。在审美领域,它是一个极高的标准,在文化领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体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对松、竹、梅的喜爱,既是一种审美鉴赏,同时也表现了一种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

而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注重的是物质功利的东西,对艺术的理解只停留在艺术的表层,只追求属于艺术的娱乐消费和技术层面的东西,甚至还流行这样的时尚口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把艺术审美完全当作产业对待。这显然是对艺术的误解。因为它无视艺术首先是作为精神产品的存在,也忘记了艺术作为艺术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艺术是一种审美创造,必须生成一个意象世界。意象世界使人们超越表层的、物质的、感性的美,进入到理性、精神的层面,让人的心灵受到感动,让人的灵魂经受洗礼。所以,在当代美学与艺术实践中,传承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精神,寻求意象美学的现代表达方式,非常重要。一些艺术家和美学家对此已有自觉的意识。比如,戏剧家王晓鹰提出话剧的“中国意象现代表达”的主张,强调戏剧远不只是对现实生活的外部模仿,远不只是廉价煽情和嬉戏耍闹,也远不只是形式展现的技艺炫耀,戏剧的本质是诗!戏剧演出中蕴含的诗情、诗意、诗化意象、诗性思想,永远是最温暖、最有美感、也最有震撼力和启发性的艺术魅力所在。2011年第5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节双年展中国馆,以弥漫为主题,选择以白酒、绿茶、中药、荷花等的气味为题材创作作品,在威尼斯创造出一个富有诗意的世外桃源的东方境界,引起国际艺术界的强烈反响。这次展览,按彭锋教授的解读,就是以今天的方式营造传统的意境理论是它直接的理论支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的文艺表演,G20杭州峰会“印象·西湖”的都市山水实景演出,2016年7月起在全国巡演的“意象·净土”民族管弦原创作品音乐会等,都充满传统意象和意境美学的元素,它和现代视听艺术结合,带给人们极其强烈和震撼的艺术感受。这一切都说明,传统意象美学在当代美学领域中并没有过时,它仍然对人们的精神和艺术创造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而认真汲取意象美学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则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

由松、竹、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故古人主张养“浩然之气”,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但是,当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现实中遭受挫折、与现实发生冲突而又无力抗争、不愿屈服时,也有转而以一种遗世独立、超然物外或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的态度对待现实者。这固然也被古人视为一种骨气或风骨,但在现代人看来,却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人生态度。虽然历代都有这样的隐士或逸人,但魏晋时代的士人似乎于斯为甚。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骨又有性质上的区分。

(作者:毛宣国,系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与古代不同,现代中国人所讲的风骨,一方面固然有古代文化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和现代精神的浸润。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风骨,往往与人的主体性有关,就个体而言,多表现为个体的人格或个性,就群体而言,则多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性,即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也指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和革命精神。具体到一个革命者和共产党员来说,风骨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是百折不挠的意志,是一心为公的品格,是光明磊落的胸襟,是清正廉洁的作风。

在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松、竹、梅作为一种自然事物,其形态和习性虽然没有多少改变,但人们赋予它们的涵义,却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最明显的是古今的差异。今人欣赏、赞颂松、竹、梅,固然也重风骨,但却赋予了新的理解和阐释,且大多与革命者和革命精神有关,如陈毅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再如歌曲《红梅赞》,现代京剧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名曲。传统文化的表达意象,需要给予新的阐释,才能对今天的社会人群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也才能使这种意象所表达的文化精神,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历史宝库,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系统,也是一片茂密无边的“象征的森林”,当我们打开这座巨大的宝库,向这座茂密无边的“象征的森林”输入更多新的精神营养,相信在我们面前,将会展开一片更为壮观的莽莽苍苍的文化绿原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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